山西中医药简史—中医简史

　　山西中医起源

　　炎帝，中国远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号神农氏，又称赤帝，与黄帝并称为中华始祖，距今6000年至5500年左右。我省高平、长治两地有大量炎帝遗迹，其范围之大、密集度之高，实为全国所仅见。高平市神农镇炎帝遗址、遗迹尤为集中。这里有炎帝陵、炎帝庙（神农庙）、炎帝行宫、神农泉。其中神农庙又有炎帝上庙、炎帝中庙和炎帝下庙之分。神农镇北的羊头山和长治市的百谷山、黎城县也有神农庙、神农城、神农井以及神农部族的活动遗迹。黎城县宝泰寺（今废）所存隋代的一块石碑称：古上党地区为“炎帝获嘉禾之地”。这块石碑是全国范围内现存有关炎帝文化的最早的一块，故有极高的史料和文物价值，为其他地区所未有。羊头山神农庙中一块唐天授二年（691年）的石碑，更明确记载“此山（按即羊头山）炎帝所居也”，炎帝在这里“尝庶草……获五谷，……创制耒耜，始兴稼穑”。长治市的百谷山也是炎帝尝百谷之处。山上神农井旁至今还立有一块用楷书书写有“炎帝”字样的残碑，该碑因残破不全而无法考证其年代。

图为百谷山炎帝铜像及炎帝居所羊头山

　　尧时有位灵应侯，因治病有奇验，被人们尊为神医，立庙祀之。其庙至今犹在长子县西25公里处的方山之巅。

　　山西中医在各个时期的发展

　　1．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名医医和、医缓、扁鹊均在山西留下脍炙人口的医疗事迹。公元前581年，秦国名医医缓应晋国之请，入晋为晋景公治病。医缓诊后断定景公已“病入膏肓”，果然，没过十日景公即病逝。嗣后，秦国名医医和又应邀给晋平公治病。他在与平公君臣的问对中，针对平公素常寒暖失宜而阐明“天有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的外感病学理论，就平公日常性生活不节而提出近女色应“节之”的摄生观点。这些都是中医学理论宝贵的早期文献资料。

图为永济扁鹊庙塑像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齐国名医扁鹊在山西的治验数则，开中医医案之滥觞。晋昭公时，晋大夫赵简子病“五日不知人”，专程请扁鹊为之诊。扁鹊根据秦穆公亦尝病此，七日而寤，断定是“血脉治也”，指出赵简子“不出三日必间（即病愈），间必有言也”。后其言应而不爽，赵简子特赐扁鹊土地四万亩。赐田约在今平定县西南一带，现该县城南之山名鹊山，山上之庙亦名鹊庙，古迹犹存。永济市扁鹊庙及墓为省级重点保护单位，始修年代失考。墓冢有碑，为大观元年（1107年）立，为目前发现扁鹊墓最早者。扁鹊庙里保存有明代的扁鹊塑像及黄帝时期至明代神医塑像21尊，这在全国实属罕见。

　　2．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这个时期山西中医事业继续发展。西汉武帝刘彻在位时，河东（今夏县）有女医义姁，“以医幸王太后”，因此成为御医。经初步考证，她比医学史上为人称道的女医淳于衍还早六十多年，是史籍记载中的第一个女中医。晋代裴頠，河东人，《晋书》有传，称其“宏雅有远识……兼明医术”。

图为史载女医第一人义姁

　　此一时期山西开始出现中医著述。晋代佚名氏著《救饥辟谷诸方》，书中专论荒馑时以自然界野生植物制作代食品。其书比明朱棣编撰的《救荒本草》早约1000多年。

图为王叔和炼丹室

　　王叔和，名熙，山西高平人（今高平市王寺村），曾任太医令，精通经史，穷究医学脉理，撰有《脉经》10卷。编次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为弘扬仲景学说作出了巨大贡献。至今当地还流传着许多王叔和的故事，王寺村现存古药碾传说为王叔和所留。村后韩王山上有石室，据说为王叔和炼丹处，室内外题刻风化几尽，然内壁有多个“王”字依稀可见。

图为昙鸾晚年修行的山西交城石壁玄中寺是净土宗祖庭之一

　　北魏净土宗大师昙鸾，雁门（今代县）人，曾患“气疾”，乃至江南，从陶弘景学方术。北返后，因“调心练气，对病识缘”而名满魏都。著有《调气论》《疗百病杂丸方》等，均佚。北魏李修，原籍阳平馆陶（今河北馆陶），后入籍代京（今大同），任中散令。太和中（479～499年）“常在禁内侍针药，治多有效”，尝集诸学士及工书者百余人，在东宫撰《诸药方》百余卷行世。

　　3．隋唐两代

　　此时期山西中医事业又有明显长进。隋时河东（今永济县一带）有名医人称北山黄公，治病首先调理病人的饮食和睡眠，继而才施以针药，治法中突出了护理的作用，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唐王方庆，太原人，与杨文仲等名医合著《疗风气诸方》、《随身备急方》三卷、《四时常服及轻重大小诸方十八道》、《新本草》等书，其医术之精，著述之富，皆名动当时。唐郑深，翼城人，著《药方》一卷。唐裴王庭，闻喜人，著《五色旁通五脏图》一卷。唐薛景晦，著《古今集验》十卷。

图为“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开中医医话之先河

　　唐朝一些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在“为人子不知医，不足以为孝”（唐王勃语）思想影响下，常有旁涉医典，兼精医术者。“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绛州龙门（今河津县）人，诗文之余撰有《医语纂要》，开中医医话之先河，并作《黄帝八十一难经序》等。

　　唐朝中兴名臣狄仁杰，太原人，“善医，尤擅针术”。唐河中晋、绛、慈、隰节度史李听，“好方书，择其验者，题于帷帟，墙屋皆满”。

　　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长期追随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父子出入晋陕，曾长时间寓居今山西洪洞、临汾等地，行医济世，著书立说，对当时山西中医药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4．宋代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国家召儒臣林亿、高保衡、孙奇等设立校正医书局，全面系统整理古代流传下来的医药文献。在此氛围中，山西中医事业得到长足进步。当时著名的医家冯文智，并州（今太原）人，“世以方技为业。太平兴国中，诣都自陈，召试补医学，加乐源县主簿”。“咸平二年，明德后不豫，文智侍医，既愈”被封为“尚药奉御”，后又升任“医官副使”等职。张騤，字公度，潞州（今长治市）人。“家世业医”，而騤尤精于方脉，他曾为宋代大文学家黄庭坚的母亲治病。黄母大便秘结，屡治不愈，诸医束手。后请张騤，投药即愈。李春华，字子实，绛州（今新绛）人，精擅外科。余如襄陵（今襄汾县）张德明、定襄周候，亦皆为当地一时之名医。

　　长于著作者有：高若讷，榆次人，除对《伤寒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考订讹谬外，还自著《素问误文阙义》一卷、《伤寒类要》四卷等。因高氏后来移居卫州（今河南新乡一带），故《宋史》中有“名医多出卫州，皆本高氏学焉”之说。太原人王衮，虽一生为官，但多年苦心搜求，积方七千余首，于庆历七年（1047年）从中选出五百多首，编纂成《博济方》五卷，刊行于世，对后世中医方剂学发展有一定影响。庄绰，字季裕，清源（今清徐县）人。曾患痎疟，因被庸医妄治而胕肿。后得陈了翁家传灸膏肓腧穴法，遂依法自治而病愈。于是他“考医经同异，及所亲试”著论十篇，并附绘图，名《灸膏肓腧穴法》。元代窦桂芳将该书和佚名氏的《黄帝明堂灸经》、金何若愚的《子午流注经》、元窦杰的《针经指南》集为一帙，题名《针灸四书》，锓板问世。该书为针灸学界历来重视的一部针灸学古典文献。另外，陈宽著《内经药类》、周候著《周氏卫生方》、裴宗元著《药诠总辨》、李春华著《外科奇方》等，惜代远年湮，已多不传。

　　宋代政治家文彦博，字宽夫，介休人，兼精医学。著有《本草图书》和《药准》一卷。史学家司马光，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著《医问》七篇。金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秀容（今忻县）人，宋淳祐二年（1242年）集自用效方数十首，编撰《集验方》一卷，还为周候著的《周氏卫生方》一书作序，其医学造诣颇高。

图为司马光公祠

　　山西阳城山头村有一常氏墓铭，记载了一段被史遗忘的史实：宋徽宗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金人南侵，在平阳一带与宋兵大战余年，宋军渐不支。时值阴雨天，战马三分之一生病，兵力更不支。常半村兽医常顺调草药六七味，以沸水烹之，倾之河水中。驱无病马先浴饮之，后驱病马浴饮之。马愈，兵进，获胜。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钦封常顺广禅侯，以嘉其术。后来元代太宗又敕令建广禅侯庙（俗称水草庙），为其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据查证，“广禅侯”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兽医侯”，“水草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兽医庙”。

图为我国唯一的兽医庙—阳城水草庙

　　5．元代

　　元代山西著名医家首推许国祯。许氏字进之，曲沃人。他生长在一个典型的官宦兼世医之家，尤精医术。因“庄太后有疾，国祯刻期而愈”，许氏被元世祖忽必烈授以荣禄大夫、提点太医院事，至元十二年（1275年）迁礼部尚书，后又拜集贤大学士、光禄大夫。卒后，被迫封为蓟国公。许国祯除治病外，还手著《增修本草》，修订《御院药方》十一卷等。许国祯之子许扆，亦善医。元世祖时官礼部尚书、提点太医院事。卒后，被追封为赵国公。王翼，字辅之，阳城人，著有《素问注括》（亦称《素问注》、《素问注疑难》等名）、《伤寒歌括》等书。赵素，字才卿，河中（今永济）人，道士。赵氏值金兵之乱遁迹吴山，获宋朝大中祥符年间奉敕编修的《风科集验方》原本。遂与赵大申共同订讹、补阙，纂成《订补风科集验方》二十八卷。梁周泰，字百亨，稷山人，元至正间，由儒医授平阳路医教授。其子梁权；孙子梁叔东，皆继其业。刘哈刺八嘟噜，河东（今风陵渡）人，世代为医，元世祖忽必烈时任太医院管勾。杜思敬，汾州西河（今汾阳）人，他所编辑的《济生拔萃方》十九卷，是中国医学史上较早的丛书，收录金元时期张洁古、李东垣等著作十九种，其中的《杂类名方》为杜思敬自撰。此书对中医典籍的流传起了积极作用。

　　孝义市三皇庙，亦称圣祖庙，现存建筑最早为元代遗构。殿内正面供奉太昊伏羲、神农炎帝、轩辕黄帝，两侧配祀古代十大名医，山墙绘有“行医图”壁画，壁画色彩明艳，线条清晰，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

图为孝义三皇庙壁画《刮骨疗毒》

　　永乐宫位于山西省芮城县内，始建于元代，施工期前后共110多年。永乐宫规模宏伟，布局疏朗。除山门外，中轴线上还排列着龙虎殿、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等四座高大的元代殿宇。壁画满布在四座大殿内。这些绘制精美的壁画总面积达960平方米，题材丰富，画技高超，其中多幅壁画反映了宋金元时期的生活百态和医疗行为。

　　6．明代

　　山西中医事业愈益发展，仅见于史志著录的医家即有三十多人，其中有世医、儒医、走方医等。著作门类繁多，包括医经、内科、伤寒、温病、中药、针灸等。

　　内科方面的名医有：韩昌，洪洞人，累世以医相传，又逢异人授以秘术，其医学益精。武瓛，字大器，介休人，不但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尝作论告诫子孙，非甚明理，勿轻学医。瓛之子名惟真，亦能医；其孙武鸣冈，医名尤著。白允昌，字季文，阳城人，泰昌元年（1620年）选贡于廷，后弃举子业，学为古文词，“尤精于医，时人以朱震亨目之”。白氏著作甚丰，有《医汇》《医约》《医砥》等书多种，惜多不传。此外还有宋铨，潞州（今长治市）人；张汝霖，猗氏（今临猗）人；焦桂芳，保德人；赵峦，晋阳（今太原晋源镇）人；郭邦信，永宁（今离石县）人；程应宠，泽州（今晋城）人；薛仁附，曲沃人；李先春，大同人，皆为一方名医。

　　明末连年灾荒，战争频仍，瘟疫数度大面积流行，促进了伤寒、温病学的发展，出现了不少名医。张吾仁，号春堂，芮城人。其父张问达善治伤寒，吾仁潜心父业，并将临证经验所得，著为《伤寒辨舌》《世验精法》《诸方论》等书十余卷。申相，长治人，通方脉，尤精伤寒一科，著《诊家秘要》、《伤寒捷法歌》等书。任服远，大同世医。庚辰岁（1520年）瘟疫大行，得疾者，亲友不相访问，染之即不起。服远遵祖父家法，用普济消毒饮，身亲诊视，救人数千。

　　针灸方面的医家有：曹鹤征，绛县人，为人医病毫不索谢，“年九十八岁，面红鬓白，鹤发童颜，里中呼为曹神仙”。郑晖，乡宁人，著《针灸渊源》二卷。晖弟郑郊，做过小官，亦精于医，著《医学渊源》八卷。其子孙以医术名闻乡里者累世，堪称针灸世家。

　　此外，《平阳府志》载有一位少数民族针灸医，“药三德，永和人，苗之子也。针灸神效，忘讎活人”。

　　明代山西医家对本草也有进一步研究。郑宗周，字伯忱，号意葵，文水人，著有《本草》一集。

　　此一时期，山西还出现了一位医术高明的女走方医——介休韩医妇。孝义知县周佑因感其为自己母亲治病奇验，刻石（现介休境内）记其事迹：“余母夫人患噎病，七日汤勺不入口，气奄奄垂尽。闻韩医妇治噎有奇效，仆马迎之来。以花椒煮水，令屡漱之。出一白石，长可三寸许，为棱六，一末锐，隐红纹如线。纳之口中，令咽其液，数以摩掐喉咽，外用箸探吻中喀，喀出一肉片卷之，状若蛇，能蜿蜒动。……仍治如前法，复出一物。随呼为面条食，三日而起。”因史籍对走方医的记载甚少，上述乃为一段极为珍贵的史料。

　　万历年间，山西监察御史赵文炳患痿痹，多方延医，莫能奏效，于北京延请浙江衢县人杨继洲针刺而痊。之后，杨向赵出示一部书稿，赵文炳并表示愿资助他将所著付梓刊行。为完善书稿，赵文炳委派太原出版家靳贤为杨继洲搜集资料，编辑整理，增删内容，概括总结。这部名为《针灸大成》的巨著最终在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付梓刊行。政坛与政界的双料领袖、时任吏部尚书的山西获泽人（今晋阳城县）的王国光为之作序。在山西人的襄助下，《针灸大成》广泛传播，一刊再刊，终于风行天下。

　　7．清代

　　清代山西中医事业发展空前鼎盛，医家众多，著述繁富，分科细密，理论与临床多所创获。

图为清代中医挂号牌，现藏于山西太谷

　　医经研究方面颇有成就者：如谭昌言，解州（今运城）人，嘉庆癸酉（1813年）解元，撰有《内经知要》一书。宁述俞，字绳武，号古愚，榆次人，有医学著作多种，其《医经小解》乃研究《素问》、《灵枢》之作。

　　清代山西医家脉、舌专著日见其多。阎南图，字天池，号莼凫，榆次人，长于著述，撰医书十余种，仅脉学方面即有《脉法正宗》、《脉诀无双》、《脉诀要论》等三种。和顺县李上云，廪生出身，兼精岐黄，著有《摩青脉理》一书。傅山曾赞其道：“李先生方，一味不可多易。”董缵谱，字承序，曲沃人，家世业医，自撰《脉理入门》。其子董书林继其业。此外，有襄陵（今襄汾县）乔行可著《脉诀辨微》，榆次王春弟撰《脉诀浅论》，祁县吕致中作《脉理秘诀》，长治丁怀（字玉田），著《医学篇》，武乡赵三麒（字乾符）作《医脉系辞》。舌诊著作方面，如李从泰，字亨斋，曲沃人，著《纂要伤寒金镜录》《三十六舌法》《验舌辨证》等书；郑纳，乡宁人，撰《伤寒舌镒》一卷。

图为清代晋商家用药柜，现藏于山西太谷

　　清代山西医家在伤寒、温病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潘毓俊，字力田，猗氏（今临猗）人，著有《伤寒全略解》一书。郭明威，字南宫，沁州（今沁县）人。郭氏祖父、父亲皆业医，其遂以医鸣世，郭氏对张仲景《伤寒论》研究较深，见解独到，与太原儒学教谕杨世泰持论相同，合撰《删定伤寒论》。张无妄，字必静，虞乡（今永济）人，著《条辨要解》，就明代著名伤寒论研究者方有执的《伤寒条辨》一书，予以进一步阐发。胡天祉，安邑人，作《六滔剖辨》，全面讨论外感病的证治。此外，尚有高平石中玉《伤寒尊是》、曲沃董九成《伤寒心源》、榆次阎南图《伤寒定规》《瘟证总诀》、榆次宁述俞《伤寒小解》等。

图为清代药店招幌，现藏于山西太谷

　　本草著作有潘毓俊作《本草类通歌括》、石中玉著《本草谈真》、张无妄的《本草便读》。张钧铣，字中天，浮山人，精针灸，善望诊，结合村乡用药之实际，自撰《乡药刍言》。

　　方剂学也得到长足的发展。杨斌，字全臣，猗氏（今临猗）人，撰《类方三订》。杨玉乾，永济人，精内科、痘疹，用药轻灵活泼，“每制方寥寥数味，剂亦不重，药品必亲勘，效如神”。有手抄《方书》数卷，皆生平历验之方，精微之论。邵有辉，虞乡（今永济）人，不但医术精湛，且医德高尚，“问病者，无贫富远近，召必往”，编有《医方集验》四卷。常龄，字锡九，榆次人，编《群方集要》。孙友鳌，虞乡人，著《经验良方》。段富有，新绛人，手辑《经验医方》。郝毓秀，浮山人，撰《男女小儿医方摘要》。李曦，闻喜人，作《医方便览》。陈灏，闻喜人，著《便验良方》。费山寿，乡宁人，纂《急救良方》一卷。都温敦，崞县（今原平）人，集《经验单方》等。上述著作大都是紧密结合临证实际，融汇个人经验心得，以富于时用为特色。

　　针灸方面的著作，如卫侣瑗，字友玉，曲沃人，精脉理，著《针灸全书》。子，镛，承其业。邵化南，字临棠，虞乡（今永济）人，儒而兼医，著有《针灸发明》。

图为清代行医褡裢，现藏于山西太谷

　　清代精于内科的医家尤多，著作甚众，其突出者如：范永昌，字济华，黎城人，研经之暇，旁及医理，求诊者常盈门，有不远数百里而相延者，著《医学代口诀》二卷。罗维岳，长治人，晚年潜心研究王清任《医林改错》，取其理而矫其偏，撰成《医林酌中》一书。王奎旰曾为之作序说，“夫《改错》书，偏主温补，用之不善，反为所误。试贵乎变通而裁酌之，深幸罗君之取精用宏，其笃志有成之”。榆次人常龄，遗稿中有《杂症萃精》。还有武乡陈日可的《医诀心传》、泽州（今晋城）苏荣生《病镜》、潞安（今长治）程之玿《医海勺波》、曲沃刘一明《痧胀全书》、高平赵溥《穆三堂医学集解》、洪洞张恢《医学便读》、临汾彭銮《彭銮医书》、武乡郝世铭《医科补正》、榆次阎南图《秘集》《治病定法》、高平石中玉《杂症琐言》《血症琐言》、愉次宁述俞《杂症小解》等等，均能各据心得，在内科证治方面有所创新。

　　外科方面的著作如：张庆，字善斋，襄陵（今襄汾）人，精通医理，尤精疮疡一门，集生平经验所得撰《外科决胜》。李恒言，字庆夫，洪洞人，著《外科秘要》二卷。榆次阎南图著《外科囊括》。

　　妇科，清道光七年（1827年）首由太平（今襄汾）人张凤翔刊刻行世的《傅青主女科》四卷，影响深远，遍及全国。该书署名傅山。傅氏字青主，号嗇庐、真山、公之他、石道人。傅氏乃明末清初之通儒，不只诗文、书画冠绝一时，且精岐黄之术，被时人称之为“仙医”（详见本书《医者傅山》）。

图为傅山像

　　“麻疳惊痘”素为儿科四大症，清代山西医家在这方面的专著日益增多，可见当时儿科学的蓬勃发展状况。李荫棠，汾阳人，精于小儿痘科，著《秘藏痘科集》。张洪烈，稷山人，精于痘疹，自著《养天花》一书行世。猗氏（今临猗）人卫谊作《痘疹正宗》，曲沃周克雍著《痘疹易简录》，安邑葛鸣阳著《保生衍庆》《幼幼心裁》，榆次常龄有《治痘集要》，洪洞杨积德撰《痘疹集要》，闻喜刘永和著《小儿要略》。西方种痘法于嘉庆十年（1805年）传入澳门，南海邱浩川历经十数寒暑的亲自接种后，于二十二年（1817年）著成《引痘略》一书。同治光绪年间，榆次痘科名医赵鸿即有《重订引痘新略》一书问世，将新式种痘法迅速引进山西省。

　　眼科医家和著作如：杨遵程，平陆人，著《拔迷金针》，专论金针拔障之术。成右序，榆次人，著有《眼科小语》一册。曲沃刘一明撰《眼科启蒙》《眼科治验》。榆次阎南图作有《眼科金篦录》。

　　喉科医家郝瑞川，太谷人，疗疾不受酬，著《喉科心得录》一卷。

　　清代，山西医家的医话、医案著作刊行多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医学术之发展状况。樊希尤，虞乡（今永济）人，有《医案》一书传世。王王育，宇蓉塘,号润园，介休人，自幼为举子业，曾做过内阁中书等一些小官。因其母多病而习医，后来不断给同僚和相识者治病，积其治验编为《醉花窗医案》（《介休县志》中记为《脉案》。浮山张钧铣，著《医治论案》。榆次阎南图，撰《莼凫医案》二卷。

　　养生学方面如：范鄗鼎，洪洞人，康熙丁未（1667年）进士，甲寅（1674年）行取知县，循例告终养，杜门著书，老而弥笃。有著述多种，其《长生笺》为养生之作。

　　法医及著作：乔德徵，字升闻，浮山人，廪生，雍正乙酉（1729年）在两广封州、仁化等地做官，任间“洁己奉公，勤恤民隐，振兴文教，狱多平反”。乔氏结合自己任职之业务，著成《增订洗冤录》。此书是自宋代宋慈《洗冤录》问世以后，山西省唯一见于著录的一部法医著作。

　　药性剧：清代山西壶关儒医郭秀升创作了普及中药知识的药性梆子戏《药会图》。故事内容主要讲述的是：汾州老汉白甘草将女儿白菊花许给石斛为妻。“逐水寨”的山贼海藻、大戟、甘遂、芫花四大寇要抢娶白菊。白老汉令家仆栀子去请准女婿石斛来解救。经过一番厮杀，石斛最终娶得佳人并建功立业受皇封。该剧采用拟人化手法表现，除出场人物均为中药外，随着剧情的展开，中药名词及其性味功能乃至中医用药的知识都融于剧情的发展和人物对话中。山西中医学院教授贾治中、杨燕飞花费20多年时间，收集、整理、点校了《药会图》《群英会》《草木传》《药性赋》《药性巧合记》等多种版本的药性剧，将其辑成《清代药性剧》一书。

图为山西中医学院贾治中、杨燕飞教授整理的《清代药性剧》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广泛交流和撞击，山西中医事业步入一个新的时期。

　　8.民国

　　民国时期，山西出现了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代表的中医学术团体，对山西的中医事业起了促进作用。清末民初，西医学传入中国。民国元年（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发医学专门学校课程，专采西洋医药学，将中医药学排除于医学教育之外。当时，全国各地中医药界组织中华医药联合会进行抗争。山西巡警总局卫生局医员杨如候主张在山西应顺应时代潮流组织中医学术团体，以便切实实行中医改进，得到山西中医界名流如赵意空、陈观光、梁秉钧等的一致赞同和响应，也受到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及其军政要员如赵戴文、薄桂棠、郝光祖等的支持。民国8年（1919年）4月20日阎锡山出面发起，在督军府西楼会议室正式成立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研究会成立后奉“改进中医及药学使能成一高等有统系之学术”为宗旨，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同时还有中央国医馆山西分馆、太原市中医公会、太原市国医公会、大同药王庙会和中医公会等团体。

图为山西太原中医改进研究会与1921年6月编辑发行的《医学杂志》，1937年出版第95期后停刊，为民国时期刊行时间较长的期刊

　　民国13年(1924年)9月，地处晋西的临县突发鼠疫，初始报告死亡30余人。当时的山西“省公署”将临县报告疫情的函电转至中医改进研究会。研究会立即“由会中选派中医并能晓西医治法及针法之薛复初、赵儒珍二名，西医安增寿一名，即日前经该县察看情形，择要携中西药品，亲为诊治，并指示一切加减药物及预防方法，以期病者获痊，早日扑灭，勿使蔓延”。短短三个月中，鼠疫夺去近600余生命。薛复初、赵儒珍等三人，在那样艰苦、简陋的条件下，靠两条腿穿行于疫区重山之间，防疫、治病、遏制疫情，他们这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奉献精神，令人不禁肃然起敬。

　　本篇选自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读本《仁心无涯》。